1972年3月4日午夜，江青和往常一样，服了第三次安眠药以后，进入卧室准备睡觉。护士小赵按照医嘱和江青的要求，把另一份安眠药放在床头柜上，以备江青万一睡不着时顺手就可以拿到自己服用。小赵按工作顺序一切做完以后，即回到护士值班室准备休息，此时已是5日凌晨4点钟了。
一个小时以后，江青突然打铃叫小赵。小赵赶紧进入江青的卧室。江青躺在床上阴沉着脸说：“今天晚上你为什么不给我放备份药？我只睡了一小时就再也睡不着了，想吃备份药，结果没有找到，你给我解释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小赵用肯定的语气说：“江青同志，那备份药我给你摆上了，是不是你吃了以后，忘记了。”
江青没有想到小赵会那样回答她，立刻火冒三丈，她说：“我肯定地说，是你忘记给我放了，我根本就没有吃，你竟敢撒谎说给我摆了，难道我一个政治局委员还诬赖你一个小护士吗？别解释了，快点把那份药给我拿来，否则我今天晚上睡不好觉你要负责。”
小赵是一个护士，只能按照医生的嘱咐按时按量伺候江青服药，不可以擅自给她增加药量，要是出一点问题她也负不了责任。
小赵委婉地说：“我去问问大夫，看能不能再增加药量，如果可以增加的话，增加多少合适？”
江青一听火气就更大了，瞪圆眼睛吼道：“你一个小小的护士是听我的还是听大夫的？这根本就不是增加药量的问题，而是少我一份备份药，是叫你给我补上。”
小赵非常为难，不听江青的不行，不请示大夫出了问题又负不起责任。她赶紧从江青的卧室出来请示大夫，经大夫同意，又适当增加了一点药量，然后服侍江青服下，江青才平静下来。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是风平浪静了，实际上却没那么简单。江青由于长期服用大剂量的安眠药，有了很强的抗药力，她的睡眠是靠服用超剂量的安眠药而维持的。她服一次安眠药的剂量，足够没有服过安眠药习惯的人睡上一两天的。物极必反，那天晚上江青连续服了五次安眠药，不但没有入睡，精神反而兴奋起来。出现了这种情况，感觉自然是不舒服的。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各种疑问涌上心来，想来想去，她开始怀疑小赵是受了小周的指使给她吃了毒药。
江青在床上实在躺不住了，就打铃起床。与往常一样，小赵给她穿好了衣服，帮助她吃了麦片，洗漱完了，江青走到办公室，横眉竖眼地问小赵：“我问你，你是从什么地方调来的？”
小赵说：“是从三0五医院调来的。”
江青又问：“在三0五医院以前你在哪里？”
小赵说：“在广州军区。”
江青听小赵说以前在广州军区，就捕风捉影地说小赵是黄永胜的人（因为黄永胜任过广州军区司令员），于是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大声吼叫：“原来你是从广州军区来的，是黄永胜把你派到我这里来的吧？”说着伸手就把小赵领章帽徽撕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并大声说：“你不配戴这些！”不过，江青立刻觉得这样做过分了，说：“这可是宝贝。”弯下腰去，把领章帽徽捡起来，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江青折腾小赵到晚上9点钟，把我叫去，命令我立即打电话通知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马上到17号楼开会。江青总是这样，利用她是毛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经常惊动除毛主席和林彪以外的所有在京政治局委员。
3月初北京的夜晚春寒料峭。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接到江青办公室的电话，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先后赶到钓鱼台17号楼。已经七十多岁的周总理和叶剑英老帅也来了，一共来了八位政治局委员。
17号楼大厅的北侧摆着一排长条会议桌，政治局委员顺着长条会议桌一字排开坐下。周总理、江青坐在中间。
他们都坐定以后，江青突然把目光盯向我，并大声叫唤：“小杨、大周、小赵给我过来！”我们走过来按照江青的指令坐在他们的对面。
除江青以外的八位政治局委员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江青要干什么。
等我们坐下以后，江青大声对我质问道：“姓杨的你站起来，我问你，你要老实回答，林彪的坐探小周是怎么调来的？你说！”
我站起来回答道：“工作人员的调动是上级组织的事，小周是怎么调来的我不清楚。”
“你给我坐下！”江青命令道。
然后江青又指向大周，“大周，你给我站起来，你说，她们为什么让我吃这么多安眠药？你说，你说！”
大周解释说：“给你服的药量大小是医生和你商量决定的，我不了解这个问题。”
江青碰了两次软钉子以后，开始把矛头指向小赵：“小赵，你给我站起来，我问你，你给我吃这样大剂量的安眠药，是不是小周指使你干的？你今天给我老实回答，不许隐瞒事实。”
小赵毫不含糊地说：“确实不是小周指使的，吃多少药是医生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你商量定的。”
小赵刚回答完，江青又大吼：“你，你给我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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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对我们三个人发难了一遍，没有问出她需要的东西，火气越来越大，一下子站起来，不知又要审问什么。
这时表情严肃的周总理看到江青这样飞扬跋扈地对待工作人员，实在忍不住了，很气愤地对江青说：“你不能对工作人员态度好一点吗？你用这样的态度问话怎么让人家讲话？我都紧张了，他们都是孩子能不紧张？听说你把小赵的领章帽徽撕掉了，我都替你难过。”周总理说着转过头去说：“张大夫（总理的保健大夫叫张佐良）快给我一点药吃，我的心情太紧张了。”
张大夫忙从药箱里取出药给总理服下。
叶剑英同志见出现了这种情况，想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也想将江青一军，他忙把江青经常服用的安眠药单子拿过去看了看说：“你服的安眠药确实是‘毒药’，药的剂量也的确太大，你今后不吃不行吗？”
“不吃睡不着觉。”江青说。
“那少吃点行不行？”叶剑英同志又问。
“少吃也不行，因为我长期服安眠药，有了很大的抗药力了。”江青摇头摆手地说。
叶剑英同志听江青说安眠药不吃不行，少吃也不行，全都明白了。他站起来，走到一旁，坐在东边的沙发上，头往沙发靠背上一靠，合上眼睛，呼呼地睡觉去了。
经常和江青一拍即合的张春桥、姚文元，见周总理批评了江青，又见叶剑英同志将了江青的军，也不敢给江青帮腔了。
江青见没有人同情她、支持她，感到很尴尬，想挽回面子，于是就说：“你们都知道我有病呀，我现在该吃药了。”
她指着刚刚被审讯的小赵说：“快给我药吃。”
江青吃完药，悻悻地离开17号楼大厅到礼堂看电影去了。
周总理见江青走了，把叶剑英、汪东兴叫到17号楼的小客厅商量如何处理今天发生的事情。
总理说：“今天江青把我们这么多政治局的同志叫来，对几位工作人员兴师问罪，我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应尽快报告毛主席，不报告不好。”
汪东兴说：“我赞成总理的意见，今天晚上发生的事，确实是一件大事，如果不报告毛主席，万一出了更大的问题，我们不好交代，请总理在方便的时候报告主席。”
总理沉思了一下说：“主席工作和休息的时间我不好掌握，东兴同志每天都在主席那里，还是请东兴同志报告主席比较方便。”
叶剑英也说：“还是东兴同志报告主席好。”
汪东兴说：“尊重周总理和叶帅的意见，同意由我向毛主席报告。”
周总理对汪东兴叮嘱：“请你报告主席越快越好。”
汪东兴说：“那好吧。”
第二天，周总理又给汪东兴打电话，催促他赶快报告毛主席。
汪东兴根据周总理和叶剑英的意见及时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听了汇报以后，非常气愤，他说：“江青私设公堂，要拿她问罪。”
江青疯狂地折腾了一天一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弄得她非常尴尬和狼狈。午夜时分，她由张春桥、姚文元陪同到礼堂看了一部电影，又和往常一样，服了三次安眠药以后回到10号楼休息去了。
江青进入卧室以后，我给她准备好了第二天要看的文件，回到我的宿舍。
我躺在床上，深深地出了一口气，回忆当天江青的表演，心中又气愤，又高兴。为什么气愤？毋庸赘述。高兴的是，江青平时虐待、折磨工作人员的情景，中央领导可能听说过，并没有亲眼见过，今天这么多政治局委员看到了江青是怎样对待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的，知道了我们在她那里工作是多么的不容易。周总理和叶帅当着众人的面严肃地批评了江青，给我们撑了腰，出了气，给了我们精神上极大安慰。想着想着，激动的泪水顺着眼角流到了枕头上。今天的一切就这样过去了，明天是凶是吉，难以预料。
第二天上午11时左右，江青在卧室打了一下电铃，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江青起床时先叫护士，护士进去以后帮江青穿衣服和鞋袜、洗漱、吃东西。而今天起床为什么只打了一下铃？都认为是她打错了铃。护士就端着江青起床要用的洗漱和要吃的东西进了江青的卧室，没有多大一会儿，护士出来对我说：“老杨，江青是叫你的，你快进去吧。”
“江青起床了没有？”我问护士。
“她还没有起床。”小赵回答。
“她现在叫我进去干什么？真奇怪。”我是问小赵又是问自己。
“我哪知道，叫你去你就去吧，你还得快点去，看样子她还很着急。”小赵说。
“我现在进去不方便，请你跟我一起进去吧。”我恳求小赵。
“那好吧。”小赵爽快地同意了。
小赵走在前，我走在后。进入江青的卧室，我看到她穿着睡袍半躺半靠在床上。她看见我进去，突然坐起来，双手向我伸过来，看上去面色很疲倦，情绪很激动，头发很乱，脸上的肌肤在颤抖，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这种样子，把我吓了一大跳，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这时，她做着手势，连声说：“你过来，你过来，离我近点。”
我看她那种异样的动作和表情，还是不敢靠近她。
她又说：“没有事，你过来呀！”
我想：现在有护士在场，不怕她乱咬人，看她还要耍什么花招，我一个男子汉，她不敢对我下毒手吧？走近点就近点。
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她一下子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连声说：“我昨天晚上惊吓了你们啦，惊吓了你们啦！”
我见此情形，一下子愣住了，江青今天的态度和昨天判若两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一个晚上就能使她良心发现，改变了态度？我在江青那里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对她还是了解的，江青不可能是这样子，她一定又有什么花招，她或许只是换了一个手法。一招不行又来一招。
这时小赵看没有她的事了想离开江青的卧室，我忙给她使了一个眼色，不让她离开，她心领神会，没有离开。
江青皮笑肉不笑地说：“我想给主席写封信，可是我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说你写。”
江青这么一说我完全明白了，她是假装给我们道歉，实际上是为了叫我代笔给毛主席写信。
江青眯缝着眼睛说：“主席：我长期遭受林彪一伙的迫害，他们指使在我这里的坐探叫我服了大量的毒药，使我植物神经严重失调。我现在嘴唇青紫，手脚发麻，头发脱落，好似干柴……请主席为我作主……”
我写完以后，江青拿过去改了几个字，又叫我抄了一遍，她签上名，写上年月日，又叫我拿了一个大信封，她在信封上写上：即送主席、总理、剑英、先念、春桥、文元、登奎、吴德、东兴同志亲启。
江青写完以后，亲自用密封笺封好，叫我立即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马上派通信员来取，并请他们由专人于当天传到中央领导同志手中。
江青写这封信的目的很明确，是想请毛主席表态，用毛主席的威望和影响把秘书、警卫员、护士等工作人员打成现行“反革命”，向中央领导同志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
由于毛主席已经知道了江青私设公堂向工作人员发难的情况，所以江青的信送到主席那里，主席看过以后连圈都没有画。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接到信以后，见主席没有画圈，看过以后也都没有画圈。
信转了一大圈，退回江青，她显然看到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看过信以后都没有画圈，遭到了冷遇，有些不高兴，但她还是把它当作宝贝一样，锁进她自己的保险柜里。
后来有一天，汪东兴和我一起回忆起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私设公堂审讯工作人员时，汪东兴说：“那天江青打电话通知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吴德、张春桥、姚文元和我，八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到钓鱼台17号楼，总理打电话给我，问：‘江青同志叫我们去有什么事，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我们去了以后，江青说：‘杨银禄、周金铭、赵柳恩有问题，我一是要对他们进行审讯，二是叫公安部把他们抓走。’总理说：‘你认为工作人员有什么问题，我们不能对他们进行审讯，而应该叫谈话。’江青不同意叫谈话，应该审讯。我说：‘你的工作人员是由我代表组织经过精心挑选、严格审查派来的，平时由我负责领导，你如果认为他们有什么问题，应该交给我，由组织调查处理，不能一下子交给公安部，等我们谈了话以后，再由组织酌情处理。’江青还是坚持不同意叫谈话，而叫审讯。那天，江青当着我们八位政治局委员的面张牙舞爪，杀气腾腾，审了一个又一个，我认为那是私设公堂，侵犯人权。她表面上是对工作人员的，实际上是对准我来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嘛。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场问了江青几个问题，江青回答：‘不吃睡不着，少吃也不行，因为我长期服药，有了很大的抗药力了。’叶剑英同志听了江青的回答，不再说话了，头往沙发上一靠睡觉了，还打出了鼾声。我小声问叶帅，这样紧张的气氛，你怎睡着了？叶帅小声说：‘我没有睡着，我是装睡着了。她这样闹，我们不该来。’我说，我们事先不知道她叫我们来有什么事，总理也不知道。叶帅说：‘真糟糕！这不是为江青助威嘛。’叶帅说得对，是为江青胡闹起了助威作用，但是，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坚持了原则，才使江青的阴谋没有得逞。”
作者简介
杨银禄，中共党员，1967年调到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工作，同年10月调任江青机要秘书，1973年被江青打成“反革命”，下放江西中办五七学校劳动，1975年回中央警卫团。1984年起，先后在中直管理局、中办老干部局工作，曾任副巡视员。1988年退休。杨银禄是江青四任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近六年）。任职期间他与江青几乎朝夕相处，对这一时期的江青的了解是别人所不能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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